以浅入深的乡土叙事
——序方长松小说集《流淌的月牙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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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长松在出版了他的散文集《漫读岁月》之后曾向我预告，往后的使命主要是写小说。他说，散文零碎的非虚构叙事限制了他的叙事理想。又说，他不愿意跟我们这些一直写散文随笔的人争抢某某与某某副刊的版面，那太小器了。诗歌也不计划再写，因为宿松本土的诗歌创作有诗人张劲松在，其他人的分行努力似乎显得多余。
壮年之后的方长松仿佛被缪斯女神附体，心里心外都劲爆着艺术的流光溢彩，耀眼而迷人。又仿佛他的职场供电行业那蛛网般四通八达的超高压输变电，要是拉闸限电了，你的世界将漆黑一片；要是合上了电闸，你也就只能被吸附在由他规范的电磁场中，按他的节奏依他的方向跟随他动静。
比如我写作这篇序言吧。方长松对我说，他的小说集即将出版，你给写一篇序言。我说……我的话还没有说出口，他立即对我说，你不必说了。我又说……我的话还是没有说出口，他又立即对我说，你说什么说，写出来你书面说，写出来了就是我的序言——这时候，我们正在一起闹酒，刚好酒到半酣。我立即耳热起来，耳热就因为方长松的电磁效应。
看看，看看，方长松不仅着意安排笔下人物的命运，塑造笔下人物的性格；他也如此这般塑造我的性格，安排我的命运。因此这个春节，我就被小说家方长松规范在他语言强大的电磁场中了。
写小说的方长松天生具有驱使人物生成故事的禀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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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方长松的小说集《流淌的月牙桥》，可以依次读到七篇故事，《流淌的月牙桥》《泉水叮咚毛狗洞》《漂泊的尼绒绳》《隐藏在地窖里的电线》《空门》《山野的呼唤》《兑汤罐》。七篇故事都在道说乡村传奇。方长松是比较乐意以自己的故乡宿松作为小说叙事背景的，当我们随着方长松简捷而本色的叙述身临其境，很快就会沉浸到他鲜明的草根视野之中，并被他强烈的乡土情怀所感染。
这些故事里几乎所有的人物都生活在农村，也或由农村出走偶尔抵达某个城市，也或因工作需要刚刚从某个城市进入某处偏僻的乡村。主要的人物也就是些农夫农妇、农电工、男女村干或下派的扶贫专干，也有早年的地主以及后来弱势的地主后代、人民公社时期的少年男女与辍学孤儿。故事则多为农村基层组织与地方宗族势力的纠葛、乡村财富的聚集与消散、村头屋后纯洁的两小无猜、质朴的乡村爱情、残酷的换亲陋习、拐买强留妇女的罪恶、兄弟共妻的不伦……这些人物与故事都被方长松以小说形态原原本本地呈现在文字里，艺术地还原为乡村世界的实在。所谓生存，令人唏嘘。
作为这些故事的叙述者，方长松明显地在依赖自我生存经验，依赖自我心灵故土，他是在自己熟悉的山川、田畴、村落以及四季的风俗、传统的文化中驾轻就熟地转述各色人物的命运，转述多彩的心灵理想。一般而言，小说家自身的生存经验与其故土风俗传承，都是值得信赖的阅读参照。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可能既是方长松主观选取的叙事策略，更是其着意经营的叙事文化。方长松的小说主题及其小说写作的意义也就自自然然孕生于其中。
虽然在这个全民手机刷屏的"泛抖音时代"，在快捷粗糙的城市化背景下，缓慢细致的小说叙事，尤其是以乡土世界为主题的小说叙事，往往吃力而不讨巧。何况方长松又偏爱直叙现实世界里的其人其事，这就别指望有什么曲折魔幻可供猎奇，也难有光怪陆离以便吸睛。方长松的胆识正好就体现在毫不回避乡土的原生态，且愿意持守叙事的简捷与朴素，自信而孤高。而这恰恰凸显了叙述者的精神担当与艺术追求。我们如果将这些小说随意置身于作者所叙述的乡土世界，背景里村村寨寨里的家家户户人人，都可明了此中三昧。正是方长松叙述语言鲜明的地域风味与个性特征，这才强化了小说表达的张力，使之别有风韵。
乡土叙事的意义，尤其对于原始乡土的本真叙事，最好是能够呈现出田野里粗糙与冷峻的正立面。一者，本真地转述乡土人物即是对乡土现状的深度体贴；再者，有文学意味的转述也是对乡土存在的文化提醒。作为同是乡村出身并一直生活在乡村边缘的人，我深知在一切朴素的直叙或本色的转述之外，所有喜剧的传奇的以博取阅读流量的名利想法，都是对乡村对农民的无良利用，也未必不是对叙事者自身情操的蒙蔽。毋庸置疑，乡村现状一如既往地严峻，在穷山恶水的自然与稀薄的世情面前，农业文明与乡村振兴依旧任重道远。我们不能幻想穿着廉价的汗衫劣质的球鞋还可以日夜迷恋虚幻的童话与狗血的宫斗，以为有朝一日亦可像流落街头的小燕子一样遇见一位皇阿玛。意外的幸运偶或有之，但这一定不是你人生的必然。小说家故意直叙农村客观的荒凉与贫穷以及生存的艰难与苦闷，也就是一种难得的道义与情怀。在《流淌的月牙桥》这本小说集中，方长松的乡村叙事及对乡土的历史、现状以及未来的认知都是清晰而清醒的。这确保了方长松的文学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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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塑造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往往需要先期塑造自己的性格。如果一个叙事者自己都没有了性格，笔下的人物又何以性格鲜明。或许，正是这样一个永不妥协的方长松，才可以塑造出诸如《漂泊的尼绒绳》里明辨是非果敢行事的夏阳。
《漂泊的尼绒绳》是一个紧扣时代主题的扶贫故事，小说对当下农村贫困地区的生存现状进行了极其真切而透彻的书写。故事里，扶贫书记夏阳在下派罗汉村扶贫工作中巧遇了少年时期的救命恩人"少女凌梅"。并在进一步的探访与关怀中，夏阳了解到凌梅所经历的种种不幸，同时也见证了凌梅那一如既往的善良，由此讴歌人性的美好。凌梅这个人物具有与生俱来的宽容性格与善良品质，这其实就是乡野里最质朴的人性光辉。
但与之"冲突"的则是地方宗族势力对基层*权以及个人命运的把持掌控。另一种"冲突"则是，曾经受恩于凌梅的夏阳并没有以青梅竹马的私情"报答"贫困不堪的凌梅，而是以一个扶贫书记的大情怀不徇私情实事求是地严格遵守着有关的扶贫*策与法规，且由他主动提出取消了凌梅的贫困户*策待遇。这看似有悖人情，其实就是大格局。夏阳坚信，要从根本上纾解乡村的困厄，就必须以顺顺当当的人际关系理顺农村生存秩序，以实实在在的实业脱贫。如此才是当下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这篇小说在《脊梁》杂志发表之后，赢得了当年安庆市*府颁发的文学艺术奖。夏阳是方长松塑造的性格最接近于作者内心理想的灵*人物，同时也艺术地表达了小说家直面社会矛盾的*治理想——农村山区脱贫不可能依靠某个人一己私情的帮扶而得以实现，必须以国家*策制度与法纪作为长期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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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电力系统作家，方长松在小说里转述了两个农电工的故事。其一是《泉水叮咚毛狗洞》，其二是《隐藏在地窖里的电线》。
小说《泉水叮咚毛狗洞》叙述了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男女故事，主体事件是简述父子两代电工夏小明与早儿因为工伤事故相继死亡，而小说重心则在讲述主人公时杰"爱的担当"与"朋友道义"。
时杰与明珠青梅竹马，小时是乡里，长大又同窗。他们一起励志读书，一起激情青春，这有他们上学路上"泉水叮咚的毛狗洞"作证。但工作之后，明珠则被他们共同的同学与同事夏小明"捷足先登"了。不料，夏小明在一次电力工程安装中因事故意外亡故。当此，时杰默默"接手"了未婚先孕的明珠，并一起养育了夏小明的儿子早儿。或许宿命祸不单行，二十八年之后早儿又在某次电力抢修作业中因急躁求成未按章程操作死于非命。时杰再一次沉潜下来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丧子且罹患癌症的妻子明珠，一往情深。
不难看出，这篇小说一直在写实的叙事与理想化的抒情之间徘徊游移。电力安装与维护并不是一件简单轻松的工作，责任事故与伤亡事件时有发生。而人与人之间真正的爱或许就隐藏在深刻的宽容与低调的关怀里。时杰与明珠这两个人物，小说家是否另有所寄，有待我们进一步研读。
而《隐藏在地窖里的电线》则是一篇典型的新时期农电工故事，且同时叠加了偏僻乡村依旧存在的拐买妇女、强迫婚配生育、控制人身自由的罪犯故事。小说叙述多线，结构多层，人物颇为丰富。出生在江边开阔平原地区的夏国光，在大学毕业之后应聘来到崇山峻岭之中的罗汉村当了一名农电工，在严酷的环境里经历了壮烈的青春洗礼，终于完成了人生成长。
这是一篇"成长小说"，又是一篇体现叙述者职业情怀的"行业小说"，同时也是一篇悬念迭生、冲突始终、叙事严谨的侦探小说。故事的终结，既揭示了一根"电线"的悬疑，同时又揭秘了"隐藏"的善与恶，阅读颇具快感。
就叙述艺术而言，我以为这是方长松写得最好的一篇小说，因为小说未及终篇，读者就无法明了人物的命运与归宿。方长松叙述的不只是善恶终有所报的乡土世界最普遍的文化心理，更是交代了小说主人公夏国光最终对于个人职业及自身命运的积极选择。掩卷之余，焦虑的读者终于可以放心地舒一口气，偏僻的农村有了夏国光这样有文化有思考勇于担当的年轻农电工扎根坚守，中国乡村的现代化以及当代秩序的重构也一定就会有希望。农电工夏国光这个人物的主题意义已经远高于《漂泊的尼绒绳》里的扶贫书记夏阳，这是小说家心灵理想的进一步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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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方长松小说叙事的地域特色与乡土特征，就不得不言及他对当下农村生存秩序、基本人性以及历史文化与风俗习性的考察。在中国广大农村，农民最基本的生存目标到底是什么，农村儿童的成长会遭遇怎样的苦难，那些朝于斯夕于斯的乡村青年他们又如何获得爱情，乡下人一生的财富聚集与消散，包括农村整体的人伦秩序又该如何存续维持，等等这些，作为一个立志乡土叙事的小说家，都必须一一作出回答。
在《流淌的月牙桥》里，方长松叙述了一个畸形的家庭伦理故事。故事从遥远的解放前直达当下，前后跨越多个激荡的革命年代，沉重而苍凉。货郎出身的地主吴刚头脑灵活勤劳致富而致家资颇丰，曾经有能力独资修建一座跨河大桥——月牙桥。但屡经革命之后，他们一家又不得不搬回到最早的破旧老屋，老婆作为地主婆也因不堪批斗的屈辱羞怒而死。儿子吴大为与吴四为因为备受贫穷与歧视一直单身，直到生机勃发的改革年代。吴大为在父亲投水绝世之后，由死前的父亲设局，"被迫"与好不容易成家的大龄兄弟吴四为过着有悖伦常的"共妻"生活。吴大为继续日夜勤劳致富。但最终，还是被成年的儿子吴萃发现了家庭里的不伦而父子成仇。故事的结局是吴大为主动离开，选择去*府经营的养老院自住。然而吴大为的离开并没有解决这家地主后代的伦理终极，他们共同的儿子并不原谅作为大伯的吴大为，悲剧依旧还是悲剧。
小说《空门》则叙述了一个假和尚的俗世传奇。叙述者特意设计了乡村创业、非法融资、破产逃债、异地打工、寺庙主持、包养二奶等故事背景，藉此书写新时期以来乡村众生"求生存""谋发展"的人物群像，顺手揭示了眼下宗教领域的现状与困局。活下去并力求活得好一些，当然也是农民的基本生存目标。但灵*寄托，特别是在人生失意与失败之后的精神出路也是值得关切的实在。叙述者通过"我"的创业成功继而失败破产债务缠身不得不避身表叔主持的寺庙，由此展开一系列隐秘而荒唐的故事，从全民打工的时代背景里抠出"表叔"这个假和尚以及"我"与"小表婶"的所谓爱情（其实只是落魄之人的相互慰藉），揭露宗教行业的虚伪以及人生的荒诞。最后，在人性的感召之下，"我"终于回到了实实在在的人生。
《山野的呼唤》只简单叙述了一个"农村孤童"故事。十岁有余的孤童方志无依无靠，好在他得到了在公社农科站煮饭的孤老头子王伯伯的